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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的伟大在于,乱世之中仍坚守价值理性
出处:《读史的智慧》 发布日期:2019-07-09  

孔子生活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转型时期。那时,自西周以来延续了几百年的制度体系,连同与它相匹配的贵族文化,陷入急剧瓦解的局面。教科书告诉我们,这是一个从生产力、生产关系到上层建筑都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。它的主旋律,是新兴的社会力量排除腐朽的贵族势力及其文化,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。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肯定和欢迎这种“礼崩乐坏”的大变局。

可是事实上它并不代表历史上大多数人们曾有过的看法。比如从顾炎武到钱穆,就都不这么看。顾炎武用“礼”和“信”两个字来概述春秋的时代精神。而战国的时代精神,则更一致地被人们标示为“力”和“诈”。

从遵礼讲信到崇奉力、诈的风气演变,很集中地体现在顾炎武概括的“车战废而首功兴”这七个字里。车战是华夏社会一种古老的战争形式。当时的礼制对不同等级的国家理应拥有多少乘战车有严格规定,因此有所谓“万乘之国”、五千乘之国、五百乘之国等,不允许随便扩军。作战主力是站在战车上的贵族武士。一辆车上最多三个人,尽管每辆车后还会配置若干协同作战的“徒卒”,军队的规模仍极有限。交战也要严守规则。双方战斗员站在各自的战车上,如果面对面,相隔两匹马以上的长度,如何互相搏击?所以两军必须在十分开阔的战场上斜错列阵,战车先由对角线的两端相向行驶,在它们互相接近前再各自“左旋”。就这样,当交战的两辆战车分别作逆时针圆周运动时,车上的武士便能在战车侧身相错而过的一刻交手过招。一个回合叫“一伐”。至多转上三四圈,也就是打到“三伐”、“四伐”,即使车上的人尚未头昏,也往往轮飞轴裂,车翻马仰。故而不足一两个时辰,战争也就结束了,简直有点像游戏。

直到春秋中后叶,人们依然还在遵守礼制。公元前638年,宋、楚在泓水边会战。宋襄公一方先到达战场、列好阵形。他的部下在楚军未完全渡河,以及虽已渡河而未完成布阵时,先后两次建议宋襄公提前出击,但都被宋襄公拒绝了。交战结果是宋军被打败,襄公因为受伤而在次年死去。对他恪守“不鼓不成列”的礼制,汉代人评价说:“于古为义,于今为笑。”是知他的行为被嘲笑为“蠢猪式的仁义”,固非自今日始。可是换一个角度想想,连打仗也毫不动心地把规则放在第一位,那是一个多好的时代啊!中国人不讲规矩,或许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时移世迁,此风竟渐如江河之泻,积重难返,直到如今!

到战国时,战争的目标、规模乃至酷烈程度都大幅度提高。为打仗而倾一国之力,争以机诈相比高。对方即使投降还无法放心,结果只有把降卒全都活埋了事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活埋事件就发生在那时。奖励战功,须以斩获的首级多少为凭据,此即所谓“车战废而首功兴”。凡此种种,在春秋时候都是绝不可想象的!对这样的“礼崩乐坏”,难道我们也能够以“历史进步”的名义而举起双手去拥护吗?

可见历史的考察越是深入到真实的层面,我们就越是难以用一种黑白分明、是非分明、对错分明、好坏分明的简单立场去看待它们。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变迁,可能体现了一种非变不可、谁也无法阻拦的趋势。这其中确实存在某种正当性。可是问题也许还有另外一面。凡属重大变革的时代,当社会秩序发生大规模解体与重建,当社会正经历着根本性转型之时,我们经常看到工具理性的全面膨胀。这时候,绝大多数的人们根本无暇顾及价值理性。包含在旧传统中的具有正面属性的价值理性,总是连同旧传统一起,被满心眼追求现实利益的人们不屑一顾。因此与工具理性极端膨胀同时,价值理性往往处于普遍的失落和衰微。对正当或不正当的思索,会被对于是否有利或有用、能不能行得通的直接而现实的利害算计所遮蔽。而孔子的伟大,恰在于他身处实用主义弥漫的乱世,却孤独地坚守着他心中的价值理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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